文
悦迪
目前世界唯一的完备丝缕玉衣、西汉最大的金印、汉代唯一的龙钮帝玺、最早的大型实用屏风、最早的透明平板玻璃、岭南地区最早的一批舶来品、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最近，中国航海博物馆联合南越王博物院推出了“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一个两千年前的古国、一座未被盗掘的王墓，风起南越、梦回秦汉，隐藏的神秘历史正被揭开。
秦军守将自立门户
“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立足考古发现，通过“序厅”“南越世家”“古国芳华”“文王风雅”“帆起东南”五个部分，管窥两千多年前开放多元的南越文明，揭秘承秦启汉的王国往事，展示出南越国独具特色的岭南风貌与海洋文化。
提起南越国，许多人会觉得陌生。作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国家，南越国在岭南的开发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帝国海疆，南越国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更是中国航海史中的璀璨一章。
古代越族广泛分布在长江以南直到东南亚地区，史书上统称为百越。其中，分布于今广东及其以南者，称为南越。公元前年，秦将王翦灭楚，乘胜攻灭今浙江一带的于越，设置会稽郡，开启了武力征服百越的漫长征程。公元前年，经过周密准备，秦始皇发动近五十万秦军和移民，在秦将任嚣的统一指挥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于攻占了南越，设置了南海郡和象郡。
秦始皇去世后，秦王朝很快陷入危局。赵佗原本是秦始皇手下的一名将领，曾随大军南下统一岭南，立下战功。秦朝末年，已经身为南海郡尉的赵佗封关绝道，切断了岭南与中土地区的交通往来。在楚汉相争、中土大乱的五年间，赵佗以南海郡为根据地，先后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统一了整个岭南地区，于公元前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赵佗的南越国，赖以建国的基本力量，是秦帝国的南部远征军，数量在十万人左右。南越国的疆域，北部大致以五岭为界，沿今广西柳州、桂林、贺州，广东肇庆、韶关，福建漳州一线，与秦洞庭、苍梧、庐江、闽中诸郡相邻；其西境，大致沿今广西百色、河池一线；其东部和南部临海，南部领土的一部，已达今越南北部。
南越国地区，越语与汉语不通，民风民俗与中原地区差异极大。当地越人饮食吃鼠贝鱼蛇，服饰用断发文身，居住高架木屋，出行舟船木筏，巫祝盛行。赵佗因地制宜，继续了秦帝国的政令体系，推行缩小版的皇权官僚集权体制；同时以身作则，以越人君主、蛮夷之长自居，遵从越俗。在赵佗引领下，南下的秦人与土著的越人逐渐融合，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南传扩散，南越逐渐国泰民丰，政权稳定。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赵佗接受册封，成为汉朝的藩属国。此后，由于吕后专权，压迫南越，赵佗愤然称帝，汉越关系一度跌入冰点。几经分分合合，直到公元前年，汉武帝刘彻派兵平定了南越国。南越国从开国君主赵佗至亡国君主赵建德，一共历经5任国王，存续93年。
王陵宫苑极尽精致
年，广州象岗惊现千年古墓，南越王陵揭开尘封历史。这是岭南发现的墓主身份最高、规模最大、文物最丰富的汉墓，它的主人赵眜是南越国第二代国君，也是赵佗的孙子。
相传，南越国的国王十分重视自己百年之后安眠之所的保密工作。为了预防盗墓，他们在下葬之时，做足了“迷惑人心”之举。比如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为了不让自己的陵墓被人盗挖，在人生的最后十余年间，先后派重臣在都城番禺城外的广阔山岭之中开凿疑冢几十座。赵眜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赵佗举办了一场充满隐秘气氛而又声势浩大的国葬：先是派人驻守番禺四围山岭，防止有心之人的偷窥，然后派遣四支完全相同的送葬队伍高举幡旗，护送着一模一样的四方灵柩从番禺城四门出发，到达不同的安葬地点。
三国时期的吴王孙权，曾为了谋求传说中赵佗墓葬中的巨额宝藏，命令大将军吕瑜率军人，前往岭南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意图找寻到赵佗的墓葬。但是，吕瑜花费了半年的时间，挖地三尺，只找到了赵佗曾孙赵婴齐的墓葬。直至今日，南越王赵佗墓都未被找寻到。
上世纪80年代赵眜的墓被发现后，里面的出土文物很快震惊了世人。他身穿丝缕玉衣下葬，这是我国迄今所见唯一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玉衣为对襟形式，是此前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品种。“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出土于南越王身上，作为墓主身份最可靠的物证，是目前我国考古发掘所见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也是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复原的漆木屏风是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大型实用屏风，屏风的漆木大多已经腐朽，但仍可见上面的漆绘云气纹，出土时伴随的鎏金泡钉多达枚，于年被列入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张仪”铜戈为秦惠文王四年(前年)秦国相邦张仪督造的兵器，后随秦兵流入南越，是秦统一岭南的重要历史物证，在随赵眜下葬时已是有两百年历史的古物。
值得一提的是，南越王棺椁内外共出土玉璧49件，其中有的放置在墓主人头顶部位，玉璧中有孔，古人相信以此可以导引主人灵魂升天。璧面纹饰分为三区，内外区阴刻双身龙纹，中区为篱格涡纹，这也是年北京冬奥会金牌设计灵感来源之一。
“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除了展出南越王陵这些珍贵文物外，还展出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许多珍品。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名城，在不同的时期各领风骚，但能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保持繁荣，且城市中心区域未曾有大的位移的并不多，广州即是其一。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中心、北京路商业圈，被誉为广州城市的原点、岭南两千年文化的中心地，是秦代番禺城的城址所在，还是西汉南越国、五代南汉国两朝王宫，以及从秦汉至明清广州历代官署衙门所在。
此次展览展出的“万岁”瓦当，出土于南越宫苑的水池遗址。该水池遗址发现于年，整体约平方米，呈斗状，池底以河卵石、碎石铺平，池壁全用砂岩石板做密缝冰裂纹铺砌，引古溪水蓄于池中。池边遗留用作栏杆的石望柱、望柱座石。池内散落叠石柱、石门楣等建筑构件，可以想象昔日亭台楼阁矗立池中，日出东方，波光粼粼，犹如蓬莱仙境。此后，南越国宫署遗址又陆续发现了曲流石渠、“岭南第一简”等重要遗存。
南越王陵在年与南越国宫署遗址一同入选国家“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次展览中件/套文物全部出土于南越王陵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堪称是一场汉代考古盛宴。
两千年前向海图强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人借助季风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风帆航海技术开展贸易的海上大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与融合的对话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和形成于秦汉时期，在公元前3至1世纪，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上交通贸易格局逐渐形成。对外交流和贸易在南越国身上体现尤为突出。
年，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这里有三个并列的造船台，滑道长度都在88米以上，而且滑道的滑板与枕木不做固定连接，滑道轨距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这样，每个船台便可建造大小不同的船只。据计算，其中的2吨船台可供建造宽6到8米、长20到30米、载重30到60吨之间的木船。如果将两个船台并联，甚至能够造出更大的船。
后来，广州造船厂按照此标准制造了一艘木帆船，船长25米、宽6.5米，排水量70吨，由10个不同国籍的26名男女青年驾驶，从广州出发，经过3年多时间航行，于年10月中旬到达法国巴黎塞纳河岸。由此可证明，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制造的木船，完全可以行驶于南海和中南半岛一带。
先进的造船技术，大大促进了南越国的海外贸易。
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三元里马鹏岗发掘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出土陶制犀角15件之多；另有一黑漆扁壶，外表髹黑漆，两面各以朱漆绘着犀牛的图案。经研究，当时犀牛产自东南亚、印度、非洲。
在发掘南越王陵时，考古工作者在墓葬西耳室发掘出随葬的原支大象牙5支，成堆叠放，每支长度在到厘米之间，已呈片状风化。这些象牙牙体粗壮，经鉴别与纤细形的亚洲象牙有明显区别，应属于非洲象。
南越王陵出土的这批直接来自海外的遗物，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批直接来自海外的舶来品，成为了广州自秦汉开始海外交通贸易的直接物证。此外，一批具有海外文化风格的遗物，如至少在技术上受西方影响的焊珠金花泡和蜻蜓玻璃珠饰等，也反映了两千多年前中西方的科学技术交流。
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曲流石渠、八角形石柱，和遥远的印度有一定关联性，也能证明南越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对外交流。青釉绳纹筒瓦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釉瓦实例，为钠钾玻璃釉，这与前3世纪印度哈斯蒂纳珀地区的玻璃十分接近，其制作技术可能从海外传入。
南越国之后，宫署遗址一带仍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海上贸易管理机构所在地，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著名的“南海Ⅰ号”沉船，个别船舱出土了大量类似酱釉大罐，其中一部分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叠压的宋代广州州衙附属建筑基址出土同铭“酒墱”大罐高度一致。也就是说，这些大罐很有可能是广州地方官府或私营作坊在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等窑口订制的装酒容器，并用来灌装广州“公使酒”或家族作坊等生产的酒，最终通过官府馈赠或贸易形式，装载在“南海Ⅰ号”的横隔舱中随船出洋，最后同船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