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债务危机的蔓延，大多数拉丁美洲债务国最终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官方部门的融资，而美国政府开始更加坚定地支持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国际银行家”卡特尔领导下的“集体债权人”和债务国的市场规则执行者。这一发展标志着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即当时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愿意或能够充当官方债权人以及债券持有人利益执行者的主要债权人权力。
应当强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紧急贷款规模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危机相比至少仍然相对适中上，而且体现在债权国政府和私人债权人几乎总是坚持先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用安排再与债务人开始重组谈判这一事实上。通过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章作为与银行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私营部门债权人实际上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到了市场准入的官方守门人的位置，允许它在债务人不履约的情况下立即完全切断所有外国信贷来源，从而威胁到债务人。
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方式，尽管其金融贡献相对较少：它承担了以往只由债权国和私人承销银行部分地、断断续续地履行的监测和监督职能。这一结构性转变反过来又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键部门中清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工作同时进行，标志着其意识形态调整和内部政策优先事项发生了明显转变。简言之，从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一个更有利于债权人的机构。
但是“真爱”之路从来不会那么平坦。华尔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是在年11月16日举行的年会，常务董事雅克·德·拉罗西埃告诉银行家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能够承受维持墨西哥偿债能力的负担，如果他们没有为该国筹集5亿美元的新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拒绝与墨西哥政府签署一项重要的稳定协议。
由于这将立即迫使该国政府进入违约状态，从而可能会导致数十家（如果不是数百家）国际银行破产，这一看似随意的公告实际上相当于前所未有的命令：要么放贷，要么死亡。尽管银行家最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突然、非预期地转向联合贷款感到震惊和愤怒，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虽然每家银行都有拒绝提供更多贷款并减少风险敞口的私心，但这些看似理性的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决定的总和可能会使墨西哥陷入破产，最终给所有债权人造成损害。
正如斯蒂芬·格里菲斯-琼斯所观察到的，“‘非自愿贷款’是出于集体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它避免了违约”。银行实际上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它们对抗自由市场的逻辑，如果放任银行自行其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墨西哥暂停偿债和重大的全球银行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联合贷款使债权人卡特尔能够让墨西哥政府保持偿债能力，并支付外债的利息。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行使作为能够对债务人施加严格政策条件的财政监督机构的职能。正如花旗银行董事长沃尔特·瑞斯顿确认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债务国施加的纪律，而不是它提供的贷款的数额”。[2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常务董事约翰尼斯·维特韦恩同意这一观点，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失去信誉的负债国家提供了一个“惩戒机制”。
通过分批发放紧急贷款，并且总是以符合其对财政稳定和结构改革的要求作为下一笔紧急贷款发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有效地落实最大化债务人偿债能力的政策。毕竟，仅仅威胁未来不发放贷款，就有可能中断不履约债务人的所有外国融资来源，从而引发对削弱性溢出成本的担忧；出于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原因，这也是墨西哥的政策制定者坚决要避免的情况。
尽管联合贷款带来了不便，但银行通常很高兴与强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行动，因为后者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将有效地为私人债权人提供以官方部门紧急贷款、协调银行家的贷款行为、对债务人政策的监督和监测为形式的免费公共产品。过去的经验也在说服华尔街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危机管理者的价值和作用：年试图直接控制秘鲁政府财政的尝试失败了，这让债权人意识到他们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监督第三世界经济体的真正的监管机构”。
在秘鲁财政危机期间，一些美国银行试图在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的情况下对该国债务进行重组，达成了一项由银行自己设计和监督的以深远的紧缩政策为条件的协议。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失败。秘鲁经济崩溃，预算目标被无视，债务失控，银行被广泛指责为“华尔街帝国主义”。有了前车之鉴，私人债权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商业银行不能强加条件，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
因此，乐于让其他人为自己做脏活的银行决定退至一旁，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承担实施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和结构改革的责任。财政官员似乎总体上同意这种做法。联邦德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尔·奥托·波尔解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它是唯一能够提供贷款并施加条件的机构，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可以。”
加拿大银行副行长同样认为：“作为官方债权人和市场规则执行者，他们有必要参与其中，这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方。他们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可以对贷款提出条件，确保债务人勒紧腰带。”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通过发放紧急贷款和实行严格的政策条件来避免违约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私人债权人普遍对20世纪80年代一位银行家所指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凯旋”表示称赞。
与前十年资本充裕的状况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益重要的作用使自身命运发生了显著的逆转：在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金融市场充斥着廉价的信贷，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无法以严格的条件要求债务人，债务人可以简单地绕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而求助于市场，以更宽松的条件对未偿债务进行再融资；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球信贷严重紧缩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于无与伦比的权力地位。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可以要求更加严格的贷款条件，其政策条件贷款上限的比例从年的1/3增长至10年后的96%。到年，共有66个发展中国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南部一半以上的成员国和4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的3个，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尽管相关的政策条件并非总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希望的那样得到忠实的执行，但这些数字确实表明正在出现一种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根据外债还本付息的特权来调整债务国的支出优先事项以及更广泛经济的组织。
正如德·拉罗西埃所说，“调整现在几乎是普遍的……从未有过如此广泛而趋同的调整努力”。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加强了贷款的附加条件，主要是通过扩大结构性调整贷款和建立特别行动方案，迅速发放信贷，以换取深远的结构性改革。对于一些人来说，世界银行的附加条件“可以说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要求更高”。然而，目标是相同的：增加出口和释放国内收入用于偿还外债，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全额和及时偿还的可能性。
正如林德特所总结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改写了国际债务的官方规则”：债权国和国际机构的官员现在已经进行了全球干预，显然是出于对各大银行，特别是美国银行前所未有的风险敞口的担忧……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制度避免彻底违约的程度来看，它有利于确保债权人不受巨额亏损的影响。总之，第一种执行机制在年危机期间因为投资者惊慌失措、急于退出而有所削弱，其相对脆弱性使墨西哥政府无法对未偿债务进行再融资，而第二种执行机制的权力足以弥补这一弱点。
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积极干预，并以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权力，即在出现违约时拒绝发放更多有条件紧急贷款的能力，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财政部官员、后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卡琳·利塞克斯公开对此表示遗憾，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银行贷款合同的执行者”要求墨西哥实施紧缩政策，其狭隘的目的是“释放外汇以偿还债务”。
结语
即使是19世纪的炮舰外交和彻底的军事入侵也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似乎能够在没有任何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做到这一点。它的援助贷款和严格的政策条件成为新兴国际危机管理制度的支柱，使债务人既能保持偿债能力，又能积极偿还外债利息。从那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墨西哥债务危机中赢得了徽章，将成为整个发展中世界的“金融消防员”和“财政警察”。德·拉罗西埃后来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墨西哥调整方案“是其他一切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