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长期以来，“民主”都是东西方论辩的核心概念。特别是近些年来，人们纷纷质疑“西方民主出了问题”，但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则众说纷纭。本文中，哲学家赵汀阳直指其根源：在失去共识的社会中，民主很容易被“代主”操控，成为实际上的反民主。作者指出，民主的最大优势在于通过全民同意的机制，最大限度地规避暴力发生。而它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不能保证做出的公共选择必然是“善”的。当社会共识较强时，公共选择大致可以符合大多数人利益；但在共识分散的社会里，公共选择很容易被控制信息、数据、舆论渠道的少数人操纵，服务于少数人利益。民主原本只是真理的代用品，为决策提供合法性；在缺乏共识的条件下，民主连自身的合法性都无法成立，更勿论其他。“交往理性”似乎是可能的解决方案，但理性上的理解，并不必然意味着定利益上的选择就没有分歧。作者提出：只有以共享的安全、利益、精神世界作保的民心，才是民主的充分有效条件。这就要求制度设计者遵循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孔子改进”。他以《尚书·洪范》中箕子的制度为基础，设计了两轮投票制度，作为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方式，并强调：理性之思永远不可能满足欲望之心，所谓智慧，只是发现并实现思与心的聚点。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年第4期，原题为《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文章仅代表作者点，供诸君思考。
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
▍制度的一个深层问题
任何制度如果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就难以维持，或者说，制度的存活力基于信任。例如货币是一种最直观的制度或人为秩序，货币一旦失去人们的信任就可能一钱不值。自然秩序是给定的物理规律，而人为制度是可选择的，具有可变性，其稳定性取决于集体心理。于是，制度的确定性只是集体信任的函数。如果说自然秩序的表达是物理学，那么制度的问题在于心理学。现代社会的信息供给量、社会流动性和知识传播性都远高于传统社会，因此现代制度的有效性越来越依赖于集体信任，或者说，在现代制度的效率公式中，集体信任的权重越来越大。在现代条件下，民主经常被认为是相对最合理的制度。然而，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任何制度中几乎是个常数，民主也不例外，同样以集体信任为基础。如果信任消失，民主也随之崩溃。集体信任问题正是任何制度的脆弱点。在古代，集体信任问题称为“民心”向背，而民心从来都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因变量，对任何变量都敏感，无论利益分配、机会分配、技术进步还是天灾人祸，都足以导致民心变化。
据说相比各种传统制度，民主有着制度优势。比如，与专制相反，民主能够带来自由、平等、公平甚至经济繁荣。基于如此多的假定优点，民主在现代被认为是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但这些优点或有些名过其实，或部分有名无实，在实际操作中多有疑问。事实上，民主从来没有充分或必然实现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公平和繁荣，甚至在某些时候反而破坏所承诺的那些好处，比如曾经有过的激进暴乱时刻或今天的失序状态。为民主的辩护往往强调，即使民主的承诺从未充分实现，民主也已经是“最不坏的”制度。这个命题的真假却难以证明。因为，制度成败涉及的变数太多，不容易分清各种因素的相关度，而且人类尚未穷尽制度的想象力，无法排除还有更好制度的可能性，或许民主本身也存在改进余地。但民主无疑好过专制，尤其是民主与现代的社会条件更为相配。不过民主好过专制早已不成问题，重复这个已知论点已无理论性或思想性。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现有的民主理论已经无法对付民主遇到的实践难题，那么，是否存在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或者，是否能够发明一种更好的民主？在这里我将讨论一种更优民主的可能性，称之为“智慧民主”（smartdemocracy）。
我们无法回避制度的脆弱点或“鲁棒性”（robustness），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所谓鲁棒性，其通俗含义是，一种事物能够经受任何考验，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百用不坏；其学术含义是，如果一个系统、一种制度或一种理论，对任何外在变量都不敏感，其稳定性几乎不受外在变量的影响，就具有鲁棒性。反之，就具有脆弱性。在制度上存在着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一种制度的独特优势往往正是其脆弱点之所在。就是说，如果一种制度具有某种独特优势，反而往往难以保证制度的鲁棒性。为何如此却不得而知。
一般相信，民主的独特优势在于实现人民主权的普选。而民主暗含的另一个深层制度优势是，民主在大概率上规避了一个社会发生政治暴力革命的危险——但这只是相对概率，民主并不能必然排除暴力革命，尤其在民主被破坏的时候。总之，发生暴力革命的几率低，这才是民主最独特的制度优势。奇怪的是，人们更喜欢谈论民主的其他未必独特的优点，却忽视这个最特别的优势。民主之外的其他制度都更容易发生造成社会深刻创伤的暴力革命，其中的秘密是：如果政府占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全权，这种全权就自动承诺了与权力相等的完全社会责任，一旦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天灾人祸或外部侵略等超出国家应对能力的灾难，国家权力无力承担社会责任，追责运动就可能引发政治暴力革命。与此不同，民主赋予政府有限权力而且是代理权力，这意味着权力与责任的分离。而人民拥有权力就将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此，即使人民错误选择了无能政府，也没有合法理由发动革命，因为人民必须自己承担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体更为牢固。
但正是民主的这个优势同时造成了民主容易被利用的脆弱点，强大的政治势力只要掌握了金融、媒体和信息传播甚至制度运作机构，就能够利用民主来获得实际权力而不负责任。在迄今为止的民主模式下，就收益而言，获得最大收益的既不是人民也不是政府，而是强势集团（特别是资本集团）。更直白地说，有能力操纵市场和民意的强势集团是民主的真正受益者，它们是整个社会或国家的“股东”并获得最大利益和最大权力，而把有限的经理权力留给政府，尤其把社会责任留给人民。因此，民主虽然大概率规避了暴力革命，却非常容易陷于政治斗争、价值观分歧、意识形态对立或文化冲突，乃至导致社会分裂。深层的问题在于，如果社会失去基本共识，民主就无法实现人民的共同利益，反而把人民分裂为多种互为对立面，人民的选举权变成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无论谁反对谁，资本集团都能够获得最大收益，于是民主就蜕变为反民主。
▍从民主到“代主”
当代的后现代民主社会正在发生内部撕裂，社会共识逐渐消失。这提示了民主内部隐藏着一种“特洛伊木马”，攻击的正是民主的制度漏洞和脆弱性。这说明，民主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如想象的那样成熟，而存在着原则性和技术性的双重缺陷。因此，民主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代主”（publicracy）便是隐藏在民主中的“特洛伊木马”。我用“代主”来指称以民主的方式来歪曲、解构或误用民主，即以民主误导民主的一种自相关的自败方式（self-defeat）。在当代，代主表现为社会中存在着某种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公众意见生产系统，这个强大系统以心理学技术和市场化支配众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由此批量生产出与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不一致甚至相悖的伪“公众意见”，而代替了本该如实反映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本真公众意见。一旦公众意见背离了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就会导致以民主的方式反民主。这种民主变质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民主对“代主”没有免疫力，“代主”就潜伏在民主内部，甚至就是民主基因的一部分。“代主”有着民主的合法形式，以民主的合法程序运作，因此难以被民主的防火墙识别。民主防火墙的设计功能针对的是传统的专制，主要用于限制传统模式的政府权力，以法治限制权力空间，以分权限制权力运作，以普选选择政府，因此权力无法以传统的专制形式形成权力垄断。然而，这些用来限制传统权力的功能对新型权力却几乎不起作用，无法识别、更无法阻止以民主破坏民主的“特洛伊木马”。换句话说，导致民主变性的“新病毒”具有合法的民主转基因，不仅符合民主的游戏规则，甚至具有民主本身的性质。当代社会可利用的所有公共平台，都含有民主的原初基因，即公议广场（agora）的基因。传统的纸媒和电视、效率更高的互联网以及自由互联的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特别是脸书、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