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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讨论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组织设计，它的特点是干部党员制度、精英直升领导层的机制和集选区的选举制度设计。本期重点讨论PAP的组织控制。除了党内控制，还包括PAP如何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对社会基层实施的组织设计和控制。
PAP党内组织控制的重点是对基层组织和国会议员的控制，党外组织设计与控制的重点是基层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政不分的社会基层组织
经常有人批评PAP党政不分，PAP在早期自己也并不否认。李光耀曾经说，“我没有必要去辩护，人民行动党是政府，而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当然，现在PAP已经转变立场，他们在公开场合支持党政分离的主张，而且强调新加坡已经做到了党政分离。
为了保持执政地位。PAP设计了许多机制用于对社会基层组织实施控制。控制社会基层组织的目的有三个，保证PAP选举胜利，吸引社会基层的领导人才，排除反对党的影响。
新加坡社会基层组织包括人民协会、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听上去这些是半官方组织，但它们实际上都是政府组织，由总理公署直接领导。
任何党派的党员，包括PAP在内，在这些机构中不得以党员的身份活动。前总理吴作栋曾经说过，PAP党员在进入这些机构时不准许穿着PAP党员制服。
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机构的实际领导者都是PAP国会议员。基层组织的职能是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进行沟通和动员，因为它们是非党派的政府组织，可以吸收那些不愿意加入PAP的当地有影响力人士，帮助PAP监督和排斥反对党的活动。
新加坡所有基层组织的领袖都由PAP国会议员提名，由总理公署委任。如市镇理事会主要负责组屋翻新和商业配套设施建设，其主席由选区国会议员担任。后来，反对党获得胜利并执掌选区市镇理事会之后，PAP又成立了在市镇理事会之上的社区发展理事会，以排除反对党，控制所有的市镇理事会。
人民协会顾问与工会
人民协会是新加坡最基层的政治组织，PAP是不允许反对党插手的。通常本选区当选的国会议员会出任本地人民协会基层顾问，实际上就是本地人民协会领导人。
早期，PAP一手主导了人民协会的创立和运营，但没有明确人民协会这类基层组织的性质，究竟是政府机构还是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出现了反对党在某个选区获胜的情况。当选议员自然也想像前任PAP议员一样，出任当地人民协会的顾问。这一要求遭到PAP的拒绝。
PAP决定通过议会决议将这类组织宣布为政府机构。既然是政府机构，当然只有政府有权使用，不允许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出任人民协会顾问。同时，PAP却可以利用政府官员委任权来委任败选的PAP议员候选人为顾问，期望下次大选能够获胜，挽回议席。
年，反对党议员詹时中在议会预算案辩论中质问政府，人民协会每年预算1.32亿元，何以完全为PAP利益服务。政府方面回应说，人民协会是协助政府与居民联系，解释政策与计划的机构。如果允许反对党议员担任人民协会顾问，则会破坏这一目的。
在现实中，当反对党议员需要使用社区改善项目基金为投票给他们的居民谋福利时，反而需要领导基层组织的PAP顾问批准。这样，PAP通过将基层组织政府化，切断反对党与基层的联系。
年，一名盛港集选区居民给工人党议员林志蔚写信，对他没有出席自己女儿教育储蓄奖颁奖仪式表示遗憾。林志蔚毕业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位父亲希望他的到场能够给女儿更多的激励。
林志蔚给这名居民回信说，教育储蓄奖是政府奖励。作为反对党选区议员，他本人不是人民协会的基层顾问，不适合作为颁奖人。作为弥补，林志蔚以个人名义给这名学生写了一封鼓励的信。
另一个重要的基层组织是工会，新加坡工会成员曾经占选民的七成。与政府基层组织相比，工会的动员能力更强，因此PAP特别重视工会的组织设计，对工会的控制也更为严密。
PAP建立了全国职工总会，这是国家层面的工会，政府提供经费。职总执委会由国会议员组成，让工会成为与政府部门关系极其密切的社会组织。政府规定所有其他工会必须加入全国职总。通常情况下，全国职总秘书长会进入内阁担任部长。
为了保证对工会的影响力，政府还向工会提供财务支持，建立福利性质的社会企业如职总平价超市（FairPrice）。这家连锁超市在新加坡非常出名，共有家店面，是新加坡最大的零售组织。政府则在位置选择、租金和税收优惠方面提供支持。PAP希望这些设计能够提高工会成员对PAP的忠诚。
为了避免反对党利用工会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基地。PAP通过法律授予政府工会注册官非常大的权限，有权不批准新工会成立的申请，有权注销改变政治立场的工会，任何成为反对党领导人的工会成员或领导人将被开除出工会。
党的基层和国会议员的控制
组织控制的使命是发挥组织设计的预期目标，保持组织成员的行为支持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设计一样，PAP组织控制的目标也是保证本党能够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持续执政。
在党内，组织控制的任务是保证党的集权领导和党的团结。在党外，组织控制的任务是让反对党无法获得与PAP竞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党内控制方面，干部党员制度规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所有的干部党员。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党员大会的选举结果符合中央执行层的期望，保证党的核心领导层的意志能够实现。有意思的是，新加坡反对党同样普遍采用干部党员制度。他们的理由也是一样，认为这项制度的确能够保证党中央的集权领导。
党内控制的另一项特色是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其动力源于PAP的历史教训。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政治斗争中，有一半以上的党支部没有和李光耀为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保持一致，导致了党内团结危机。之后，PAP高层采取了一些限制支部政治能量的组织设计。
首先是将党的基层组织排除在政府政策制定范围之外，以免党的决策受到基层有可能产生的民粹主义的干扰。PAP党员人数不多，日常管理负担也比较小，总部平时只有12名工作人员。党支部权力非常小，除了在竞选期间协助本党议员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功能。
党的支部不仅不能影响政府政策，也不能进入政府部门获得影响力。党政分离的原则下，党支部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动员单位，独立于政府机构。在政府机构和政府派出机构里面，没有任何党的支部活动。
在党内或政府部门内，支部党员没有通行的晋升途径。他们很少成为议员候选人，无法影响PAP高层团队的构成和PAP政策制定。不光党支部，整个PAP就是一个参加选举的实体，在选举期之外没有多少事可做。
平日里，PAP支部的工作是每周一次，强调协助议员与选区选民见面和安排选区拜访，比如每位议员在大选前至少要两次拜访选区内所有的公寓。党员就是承担支部日常任务和选举服务的志愿人员。
支部的领导成员通常是干部党员。除了投票选举中央执行会，干部党员并没有其他特权。干部党员制度的主要作用是保持执政党内部的一致性和团结，并不具备向党的核心层供应候选人的职能。例如，选区议员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不是由支部产生的，这也限制了基层干部党员的政治活动范围。
PAP采用由国会议员指定选区内政府性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方法，这些负责人中间有很多是基层党员。这样，基层党员在社区的职位和福利掌握在选区国会议员的手中，而不是由支部决定。这一设计能够避免党的基层获得对抗中央所需要的政治资源，保证中央集权。
控制了投票权和基层支部之后，PAP还要对国会议员当选之后的行为进行控制，控制方法主要是换届时的更换比例。大致上，每次大选PAP要更换1/3的国会议员，空出国会议席，吸引新的精英不断加入。
PAP还要做到有能力将新加入的精英推上国会议员席位，最终进入政府担任部长。李显龙估计，在这样的更换节奏下，一般国会议员可以服务15年，在政治稳定和更新之间达成平衡。
为了安抚那些不得不交出国会议员席位的党员，PAP控制下的国会通过了国会养老金法令（ParliamentaryPensionsAct），服务期限超过8年的议员和部长可以享受养老金。对议员当选后有可能出现的叛党行为，PAP通过议会条例规定，如果议员退党或离开党派，其议员身份就会被取消。
绝对化的精英主义
PAP的组织设计和组织控制用于支持三大组织目标，党的中央集权、有理想的精英团队和民众的支持（民众支持等于大选胜利）。其中，精英主义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政治领导人只能从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已经证明自己在专业服务、私营机构或公共服务中取得成就的群体中招募。
PAP经常提到，新加坡地方很小，精英数量有限，不能负担两党或多党竞争。为了垄断政治精英，PAP也表现出灵活性。例如开始接受观点与本党政策不尽相同的精英，以免他们流向反对党。像担任政府部长的维文、林双吉、尚达曼，过去都曾经是PAP的反对者。
新加坡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候选人的道德形象。但为了延揽人才，近年来PAP也主动降低标准，允许单身和离婚人士加入核心领导团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精英主义的评价标准也使得PAP领导人的招募过程更像是跨国企业招募高管。或者说，更像猎头工作，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基于政治理念的大众动员。反对党领导人余振忠批评PAP的政策将选择范围局限于少数人，排除了民间精英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机会。
集选区制度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帮助政府吸引精英为国家服务。但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缺点，会导致有些选区只有PAP提名的候选人，而没有反对党候选人的情况。这一选区等于提名即当选，并且是多名候选人同时当选。据说这类选区的选民已经达到选民总数的一半。
低成本的胜利固然令人高兴，代价则是PAP失去了听取这一选区选民真实声音的机会。而当选议员由于不需要通过竞争对抗的考验，也失去了发展政治理解和政治沟通的机会。
由于长期处于缺少反对党对抗的环境，即使是人民行动党的支持者也抱怨PAP表现出自大，不够敏感，缺乏同情心，以及对自己能力的优越感。这正是精英主义的结果，其行为方式总是不自觉地让普通人体会到精英和自己的不同。当然，这是精英主义的一体两面，不可能只要其中的一面。
精英主义的小圈子还会导致群体思维。所谓群体思维，是指团队成员明知某项决策不合理，却为了维护团队的一致性而不得不违心支持，结果导致错误。即使精英团队每位成员的个体素质都很高，在群体思维影响下仍然有可能做出错误决策。
年，新加坡政府发起生育政策调整。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决定向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提供生育鼓励，而限制低文化女性的生育待遇，在国民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歧视性对待。这项政策在实施前就已经受到选民的抵制，直接拉低了年PAP的大选得票率，但PAP仍然利用执政地位强行推行这一政策。
由于对问题的诊断错误，新的生育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在国际社会上，则因为违背了公认的进步价值观而受到普遍的批评。连该项政策的受益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不支持，最后不得不停止实施。今天，新加坡歧视性生育鼓励政策已经成为很多大学课堂里决策分析的经典案例。
精英主义的另一个风险是有可能导致领导层与民众的脱离，使得党的基层组织承担压力，损害政治基础。
PAP的国会议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参加政府担任部长、次长的，另一类则是没有公职的，他们称为后座议员。与政府议员相比，后座议员资源较少，更依赖所在选区选民的支持。
年，后座议员张有福曾经在选举中得到地铁公司的承诺，保证一座名为万象的地铁站将开放使用。但地铁公司后来反悔，导致张和基层组织在选民中声名扫地。由于他不是政府部长，无法直接干预地铁公司的做法。张有福决定在政府部长维文访问选区时在地铁站外设置8个纸板白象，来讽刺政府地铁站只是没有用处的白象工程。
在新加坡，未经政府批准设置张贴标语是很严重的违法事件，张有福和基层组织代表都被警察局叫去问话。PAP高层当然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张有福受到告诫。但这一事件令张有福在本选区选民间人气大涨，舆论压力下，李显龙也不得不改口称赞他为民服务的精神。年选举，张有福取得69%的支持率。
张有福也是国会中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议员。他曾经批评PAP成员选拔过度注重精英，导致议员构成缺乏多元化。如果未来的精英议员不能理解基层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基层的压力将可能持续上升，威胁PAP的选民基础。
精英主义的可持续性
李光耀和吴作栋都呼吁新一代社会精英为国家效力，但他们同时也承认，不可能要求年轻一代像建国一代那样富有激情。年轻一代更有可能将国会议员和部长工作看作是一种职业选择。
例如，政府奖学金曾经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特别是对家庭条件困难的年轻人。授予政府奖学金的条件是这些学生毕业后回国为政府工作6-8年。早期，通过政府奖学金前往发达国家留学是很多困难家庭学生的唯一选择，而政府提供的待遇优越的公务员职位是青年人就业的首选。但在新加坡逐渐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人们的认识也会改变。
年，有些接受政府奖学金的学生打算退出政府资助合约。时任经济发展局主席的杨烈国决定向社会公布这些退出学生的名单以示谴责。李显龙支持这一做法，他说，政府奖学金不只是学术奖励，也是用于培养未来国家领导人或公共部门专业人员的。然而，随着新加坡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和学生更加具有国际视野，违约的情况已经不可避免。
绝对化和长期精英主义立场所带来的问题有些已经表面化，比如国会议员候选人多样性不足。在前两任总理期间，内阁团队中来自私营部门的候选人达到61%，公务员只占21%。而在年大选中，24名PAP候选人中只有8人来自私营部门。PAP对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多样性问题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