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后周的归德军节度、检校太尉赵匡胤发动了著名的“陈桥驿兵变”，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
宋朝的政治
北宋建立后，即汲取唐朝晚期（公元年至公元年）特别是五代十国（公元年至公元年）期间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惨痛历史教训，防止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遵循“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原则，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配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的改革措施，崇文抑武、弱干强枝，逐步削夺各方镇手中的兵权、政权和财权，以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
从制度的顶层设计来看，宋朝以“二府、三司制”代替了唐类似于“门阀贵族与皇权分权”的“三省”制，而实质上，是在“重文轻武”的政治理念指导下推行的科举制度新产生的官僚士大夫阶级代替贵族阶级，成为国家的治理者。
从基层看，唐朝的均田制、府兵制也随之瓦解了，而代替它的则是募役、募兵制度。秦、汉、唐以来“兵农合一”的基层组织，从此不复存在；统治基层的，从此成为家族、乡绅和胥吏。
列宁曾经指出：“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
宋朝开国伊始，其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从前朝历史和宋朝自身所处现实中走来，“变则通”理念一直是深烙当朝统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主旋律和主基调。
其宰相一职不再像唐朝一样由三省的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其的实际宰相，同时又增加设立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其副宰相，一同入朝，以实现权力的真正互相牵制。
对于军事方面，由枢密院掌管全国军马调度权力，其长官、副长官职务大多由文官担任，而对于全国禁军的实际管理、训练、防御、升迁、赏罚等，则由三衙（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督指挥使司与侍卫步军督指挥使司）分职进行实际的联合管理。这样原来的“三省六部”职权就被一些新设机构所实际取代并实际履行职责。例从地方机构设置来看。
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路（宋初时为“道”）、州（府、军、监）、县三级制。
宋朝的经济
宋朝的经济在当时可谓非同凡响。对于宋朝的经济发展成就与深远影响，最精辟的概括表述，莫过于此：“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由此可见一斑。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由此可见，农业所具有的根本基础性和极端重要性，这让所有人都不敢随意等闲视之，必须高看一眼且要着实付诸行动。
在农业方面，可以说宋朝的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毕竟作为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之事，加之宋朝立国前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是让当朝统治者有了别样的警醒，不发展农业或不发展好农业，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其他也会难以依托依存。
“国家的人口，和该国食物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不和衣住材料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
由此可以得出判断，一个国家的人口与该国食物的实际供给能力和供给量存在高度密切的正相关。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几千年属于农耕文明，从未被切断中断过，在这种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下，宋朝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是重要的历史时期和贡献力量。
不言而喻，当朝统治者甚至说上上下下都理所当然地主导以农业为第一产业，手工劳作才是属于生存技能与基本手段，在当时仅仅依靠原始生产工具和人力畜力的前提下，农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严重依赖于人口的相应增加。
单就宋朝农业生产来说，秦岭地区，包括淮河以南地区，其在农业上的不断发展与逐渐提升，不但夯实了基层基础，随之也进一步扩大了对北方的比较优势，形成了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宋朝农业在当朝统治者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