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渔港滩涂、废弃矿洞，甚至泄洪沟等都成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小众景区”。这些“野生网红景区”背后的安全隐忧难免引发公众质疑：每逢旅游季，各种“风险提示”，警示教育都不少，为何总有一些人轻易涉险？普通游客并无相应的户外和荒野经验，为何总会盲目去跟风“探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远不止发生在游玩之中。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对“风险”，我们可能知之甚少。某些风险被人们广泛认知和重视，而其他风险却被忽略。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深入社会内部，从人们的日常对话、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编造的借口中掇拾出常识性的风险观。
道格拉斯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危险往往被忽视。而在概率标尺的另一端，最罕见、低概率的危险也总是被淡化。将这些倾向放到一起来看，个体似乎切断了他对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的感知，这使他眼前的世界看上去比实际的更加安全；同时，个体也切断了他对低概率风险的兴趣，遥远的危险随之消失不见。
道格拉斯是最早对工业社会风险感兴趣的人类学家之一，她的框架名为“文化理论”，解释了人们为何害怕不同的风险，并将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所属群体的文化联系起来。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感知、归责风险的差异，道格拉斯在《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一书中解释了道德、政治等因素如何形塑风险，达成社会整合。她对当时的经济学、科学与心理学进行了批判，认为鼓吹现代风险识别的技术中立性，实则撼动了风险作为理解和处理危险事物方式的存在本身。
随着风险感知研究这一特定学科的发展，风险的定义自然也备受争议。什么是合理的风险？什么是可接受的风险等级？公众惧怕风险吗？普罗大众对风险的认知是否与专家存在差异？如何减少风险？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道格拉斯提出“风险认知的文化理论”，认为人们对危险的抱怨不应该被视为表面问题。
以下内容选自《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英]玛丽·道格拉斯著，熊畅译，薄荷实验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6月版。
个体会高估某些类型的风险，低估其他类型的风险
尽管有相当多的民意调查和其他研究曾论证过公众的风险意识，然而结果几无定论。其中评论最一致的是米切尔为未来资源所做的调查。据其调查，年至年，环保游说群体与其他人群略有不同，他们年龄更小，收入、教育水平及职业地位更高。此外，环保组织成员（只占大众中一小部分）要比群体规模更大的环保支持者在这些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此外，在反核能运动中，女性支持者远比男性支持者更为尽心尽力。《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年的民调也发现，环保团体具有如下特点：年轻的城市居民和生活在东西海岸的人。民调没有发现收入、教育、种族、党派认同或意识形态等因素会对环境政策的支持产生显著的影响。
也有若干研究者曾论及公众认识风险的局限性：个体会高估某些类型的风险，低估其他类型的风险，其中并无规律可循，而公众则倾向于高估某些罕见事件的危险，低估常见事件的危险。面对熟悉的情况，个体对风险所做的大致估量与真实情况非常接近。此外，个体往往对受自身行为影响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
电影《全球风暴》（）剧照。
20世纪60年代，批判运动如野火燎原，在反对核废料和化学废料、反对石棉工人未得到正当防护以及反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欧洲和日本均有类似运动，在美国该运动更是成效斐然，甚至成功阻挡了核能发展的步伐。卡斯玻森写道：“当前正是决定核能前景的关键时刻。假如在未来几年内，我们不能为放射性废料问题找到一个可以让社会接受，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在美国和其他众多国家，核能在能源制造业中的发展将有可能陷于停滞。”阿尔文·温伯格为他认为正处于危机当中的工业领域辩护，他倡议用研究和教育为第二个核时代到来做准备——他认为第一个核时代在美国、瑞典、奥地利、挪威和丹麦等地已宣告终结。不过，在其他地方，核能行业依旧蓬勃发展。
困惑的核能界想知道为什么他们陷入了如此不受欢迎的境地。对他们而言，问题在于，公众对实际危险的夸大的感知与科学事实之间存在可悲的差异。而另一方面，在那些不愿置身事外的公众身上，也有别样可悲的差异，即安全性也被对方夸大了。
为回应这些重要问题，新的风险感知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它由三个不同的学科组成：（1）工程学方法，其研究范围从风险分析延伸到风险感知分析；（2）生态学方法；（3）认知科学方法。然而，各个学科都只是把一小部分传统方法迁移到了新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固然缜密，在社会思想方面却仍属幼稚。
风险评估的量化方法具有高度的可操纵性
在工程学贡献的假定里，公众是由孤立且独立的个体所组成的，这些个体天生的行为就类似于工程师：他们渴望知晓事实，一旦事实被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们就会相信提案的安全性或风险性。公众将被告知日常穿马路或驾车时所需担负的风险多少才属正常，以及若是在周边设置核电站将会带来多少额外的危险。风险有时候是按照折损正常预期寿命的天数或分钟数，又或是按数百万人群中的百分数来计算，并利用图表展示的。正所谓，知命不忧。
工程师们对社会科学感到不耐烦。用于风险识别与评估技术的方法无疑可以被扩展到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问题上。“风险–收益”是诠释社会价值当代共识的一种方法。斯塔尔（Starr）向经济学借来了“显示性偏好”（revealedpreference）一词，透过诸多活动追踪当下的风险分布，声称这样就证明了被容忍的活动可以看作容忍度的统计分布。他第一次实践就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概念：（1）可接受限度：风险的可接受性在一定范围内随收益的增加而增加；（2）风险的自然水平：公众似乎并不理会低于自然危害水平的风险；（3）自愿承担的风险可能远远超过疾病的自然水平，但非自愿承担的风险就很少如此；（4）长期风险与灾难性风险的差异。这篇颇具开创性的论文设定了讨论风险感知的初始条件，引发了关于数据如何支持统计分析的争议。
电影《末日崩塌》（）剧照。
也有一些人探讨“了解一项技术的死亡率与自然危害水平之间的高下，是否会对公众态度产生影响”等问题。对很多人来说，诸如“住在核电站附近每年产生的风险，相当于汽车多行驶三英里产生的风险”这一类的说法似乎很可笑，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考虑这两项技术本质上具有的重要差异。同时，很少见到有人探讨个体是否曾将“风险”这个抽象、复合的概念纳入承担风险的考量，也很少见到有人关心风险在各个社会类别间的分布不均匀。斯塔尔深信，不让少数人的意愿压倒多数人才是重要的。对他研究的公正评述，可参见斯洛维奇、费斯科霍夫和利希滕斯坦的著作。
风险评估的量化方法具有高度的可操纵性——这一点可谓众所周知——以至于它失去了使用者力图获得的权威和客观性。正因如此，在机构内法规联络小组（IRLG，InteragencyRegulatoryLiaisonGroup）的风险评估审议中，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对量化风险（至少在工作场所的致癌物方面）采取了强硬且坚定的立场。任何读过赛尔夫著作的人，都能从中看到罗斯基尔委员会（RoskillCommission）为伦敦第三机场选址精心制作的成本–收益分析里，诺曼式教堂的价值评估包含了几多幻想（fantasy），也就会理解为何自年起，效益费用分析（CBA，Cost-BenefitAnalysis）被应用于大规模社会问题，结果在英国陷入了声名狼藉的惨痛境地。对斯塔尔方法的批判是早期风险感知研究中一项统一的主题。
这个结果没有消除公众的恐惧，反而掀起了一系列强烈的谴责，控诉这些方法既无关宏旨，又毫不准确。
公众对戏剧性事件或者轻微事件的反应各不相同
生态学的研究始于怀特的洪水灾害研究。自此以后，对风险状况（risksituations）的分析和对理论的批判源源不断，尤其是克拉克大学技术、环境与发展中心所做的努力。其中诸多发人深省的出版物，特别是《环境》杂志，探讨了大量事实、阐释与伦理方面的核心议题，提升了技术风险的公众辩论水平。就风险感知而言，除了风险响应生态模型（ecologicalmodelofriskresponse），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根据这一序列模型（sequentialmodel），不同分区的公众（就像不同地带的植物和昆虫群落）要经历生命发展周期的各个阶段，依次遭遇并适应各种危险。这种方法小心翼翼地将风险（risk）与危险（hazard）这两个术语区分开来。事实上，术语的转变有助于弥合植物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间的差异，因为生存要素在前者中可以说是对危险的反应，尽管它们（根据定义）并不像理性人那样去计算风险。
此外，合理地说，评估事件的组合概率（